跨国企业都在问，这会不会只是未来更大灾难的“彩排”?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会从中国大量撤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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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股市动荡。由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全球股灾，主要还不是基于病毒迅速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更多是对于全球经济景气的打击。其中最核心的焦点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不但是短期内中国复工困难构成的挑战，更多是关系到长期供应链的重组。

关键问题是：世界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看法是否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近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表示，需要千方百计稳外贸、稳外资，狠抓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等20条措施的落实，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出台超常规、阶段性的支持政策，借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其实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新冠病毒并不是“黑天鹅”，而是“指日可待”的灰犀牛。早在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便在预示性“优先疾病清单”中罗列了“疾病X”，意指任何未来可能导致大流行传染病的未知新病原体，提议早日在研发方案上为之做好准备。只是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先知先觉者仍然很难想象具体的影响和防范措施。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根据邓白氏商业资料公司的评估，在《财富》 1000强企业中，有163家在中国拥有与其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而938家拥有中国第二级供货商为第一级供应。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财富》1000强企业直接或间接承受了供应链上的“中国因素”风险。

所以，跨国企业和股市都在问：新冠病毒会不会只是未来更大灾难的“彩排”?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会从中国大量撤出吗?

美国和欧盟商会的研调

中国美国商会在2月27日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影响报告，基于2月17-20日进行的问卷调查，169名回复的成员公司包括大中小型企业，许多是跨国公司，有些在湖北和/或疫情爆发中心附近省份有业务。

这是前兆性和系统性地对美国在华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的研调。整体的反应是影响很大。旅行中断和员工生产力下降是美国商会会员企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而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面临着成本增加和收入大幅下降的挑战。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预计，如果业务不能在4月30日之前恢复正常，2020年中国的收入将会减少;接近五分之一的人说，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2020年的收入将下降50%以上。

就复工的前景而言，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到3月底将恢复正常的业务运营，12%的项目延迟将持续到整个夏天。

43%的受访者表示，现在确定新冠病毒对2020年市场增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约有1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至少损失50万元人民币。

一半认为评估疫情对计划中投资的影响仍为时过早，而四分之一计划保持现有的投资计划。

中国美国商会的研调虽然对于美商是否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但在此之前，上海美国商会在2月16日发布了2月11-14 日对位于长三角的109家美国制造业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

48%的会员公司的全球业务已受到停工的影响;7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员工来运作一条完整的生产线;41%的公司表示缺少人员是其未来2-4周的最大挑战;30%的公司表示物流问题将是其最大的担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58%的公司预计其产量需求将低于正常水平;3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口罩或其他用品来保护员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三分之一的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

上海澳大利亚商会2月10-13日对1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2%表示此次疫情将对其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半以上表示可能会使其第一季度的收入缩水20%以上。

欧洲和德国商会2月27日发布的一项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显示，病毒的影响“全面且严重”，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计划降低年度业务绩效目标，其中56%表示病毒已经导致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下降。有四分之一的欧盟企业预计今年收入将下降20%以上。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克对媒体表示，抗疫造成各地方政府推出错综复杂和相互冲突的规则，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各地运送货物或人员”。

伍克认为，这次疫情暴发使许多企业意识到必须向其他国家多元化发展，以避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尽管中国市场“总是很诱人……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必须有备胎计划。”

这些研调结果表明，外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产业的关系。

不可逆的多元化供应链趋势

伍克认为企业必须重新认识供应链“多元化”的意义。“中国作为唯一故事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疫情极可能打破全球化语境下供应链的分工前提，也就是每个经济体都应该致力于其长项的“神话”。

然而当供应链受到重创之际，它是否也意味着永久性的重组?

目前《财富》 1000强企业中有94%经历了新冠病毒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疫情造成的停工拖延到3月以后，将会造成供应链的长期错位。因为停产不超过两个月影响还是有限，但如果时间放长，下游企业可能就死了，因此得赶快去找下家替代，那么中国作为供应链里面一环的地位就会消失。这说明了中国当局与时间赛跑争取复工的压力。

重要的是，目前在疫情发展中解读供应链的重组趋势固然为时过早，但中国美国商会在2019年5月对会员企业进行的关税影响调查已经显示，为了应对关税的影响，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战略(35.3%)，或推迟和取消投资决定(33.2%)。当时约39.7%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制造工厂迁至中国境外。对于那些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外的企业，东南亚(24.7%)和墨西哥(10.5%)是其首选。

叠加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说近40%因关税问题已经有外移意向的美国企业，如果还未着手，很有可能会在解决病毒危机之际或之后付诸行动。这多少呼应了前述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果：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

保守地估计，至少30%-40%的在华美国企业可能把部分的业务迁出中国，这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至少部分原因是，病毒的爆发提醒人们，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按标准衡量，它并不是一个发达或富裕的国家。”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在疫情影响下，谷歌和微软正快马加鞭地将其新手机、个人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泰国。在此之前，大多数谷歌智能手机和微软制造的计算机都是中国制造。

谷歌将于4月开始与越南北部的合作伙伴开始生产其最新的低成本智能手机Pixel 4A，并计划2020年下半年在东南亚国家生产其下一代旗舰智能手机Pixel 5。

微软计划最早于今年第二季度在越南北部开始生产Surface系列产品，包括笔记本和台式计算机。

去年美国潮鞋品牌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和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分别宣布计划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在2019年8月的一个投资人电话会议中，家得宝音频产品销售执行副总裁泰德•戴克表示：“就利润而言，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家供应商没有将某种形式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境外。”

越南目前是供应链的受惠者，但疫情也暴露了许多越南工厂的供应商其实位于中国。此外，某些供应链的替代国家，如果面对像新冠病毒之类的挑战，可能也有其公共卫生与政府治理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跨国企业必须分析的整体问题。

国家安全的供应链将更为“反全球化”

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分散风险的考量，疫情的发展也推升了对生化战争可能性以及制药和医疗器材供应链的担忧。这部分将会受到医疗“战略”和社会公共安全物资分布方面的考量。

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

尽管印度是世界最大药品出口国之一，但其70%的原料药依赖中国，而许多关键的抗生素和退烧药，依赖程度几乎达到100%。

比方说，美国是世界上乙酰氨基酚最大单一市场，乙酰氨基酚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药物成分，不仅存在于同名药中，还是数百种感冒、流感和过敏药物的成分。全球乙酰氨基酚供应量中有84%来自中国和印度，中国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月27日表示，由于难以从疫区获取原料，某一种药物已经短缺。FDA虽然没有透露哪种药物或其制造商，但媒体已经释放出忧虑的信息。

FDA表示，自1月24日以来已与180多家药品制造商保持联系，不仅提醒它们通知FDA可能的供应中断，还要求评估整个供应链，包括活性药物成分及在中国制造的其他成分。

FDA还发现约有20种药物完全从中国采购其活性药物成分或制成品。迄今为止，相关公司均未报告任何短缺。另外有63家制造商通过在中国的72家工厂生产必要医疗器械的设施，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尚无此类医疗设备短缺的报道。

但个人医疗防护设备，如手术衣、手套和口罩，在美国出现短缺。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最近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美国库存有1200万副N95口罩，但将需要3亿副N95口罩来应对紧急情况。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1950年通过的《国防生产法》的特殊授权，以迅速扩大美国国内防护口罩和服装的生产。

可想而知，目前新冠病毒对美国政治家敲响了警钟，他们认为这场危机凸显了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不仅在美国使用的许多药物都是在海外生产的，而且其关键成分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由于供应链的错综复杂，以及生产地透明度问题，目前很难完全预测出可能出现的严重短缺情况。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健康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娜•埃舒表示，“让中国为我们制造运动服是一回事，但要依靠它来提供我们的药品供应吗?这是不可接受的。”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在2月27日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草案，目的是针对中国爆发冠状病毒而导致美国潜在的药品短缺风险，借此确保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法国经济和财政大臣布鲁诺•勒•梅尔将此次疫情视为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因为它暴露了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他认为疫情表明国际对中国“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依赖，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全球供应关系，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和汽车行业：“我们不能继续依赖中国来生产80%至85%的活性药物成分。”

从这个角度看来，供应链的重组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重组的程度要看供应链中断的严重度和持续性、替代国家的技术能力以及疫情全球扩散是否会波及更多供应链上的成员。但可以明确的是，各国政府将会要求某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将生产线移至国内或更近的地方。

中国如何应对供应链洗牌?

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根据目前粗糙的数据，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是因为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已经迫使它们对于替代供应商进行研究，病毒只是加速这方面的落实。

从整体而言，供应链洗牌也未必是针对中国，而是对于全球布局的地区性分散风险。

同时有几个因素决定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

第一，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第二，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

第三，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显示有一部分“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外商生产将倾向于留在国内。

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国内产业必须争取升级，并促使国内消费的升级，尽管短期内国内需求也会受到冲击。美国CNBC电视网在2月27日发布的对全球首席财务官的快闪调查显示，40%的大型公司表示冠状病毒导致来自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

同时中国也要为自己的供应链部署采取“双保险”的多元化政策，因为未来任何基于“孤注一掷”的国家策略必定代价过高。

在稳外贸方面的政策上，中国商务部已经提出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力度，保障企业合理资金需求，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稳外资方面，具体举措包括：指导外资企业应对疫情的各项支持政策，保障外资企业同等适用;继续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领域;修订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考核评价办法，增加外贸外资考核指标权重;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修订外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等。

49%的中国美国商会研调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外国企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清晰、一致的政策，而35%的受访者要求优先考虑透明性，并希望获得进一步包括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商业政策的信息。

上海美国商会的研调也显示，35%受访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复工要求更清晰的解释，是政府官员可以加快工厂开业审批速度的最重要措施。

德国联邦材料管理采购与物流协会(BME)中国代表里卡多•科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于病毒的传播尽可能透明至关重要，以便企业可以做出相应的准备。

我认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如果如很多世界公共卫生专家预测，新冠病毒有可能成为每年重复出现的季节性流行性传染病，但比流感的传染力和致死率更高，即使有疫苗出现，病毒是否会突变成不同病株，从而减低疫苗的效力，这些都尚是未知数。

那么，用保险业的术语来说，病毒至少存在短期内从“低概率、高严重性”变成“高概率、高严重性”的持续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将如何去评估不同生产地的优劣势，包括当地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治理、地理、气候等考虑?

因此未来外商在评估整体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时，将不再局限于政府政策是否明确或是支持哪些关键产业，政府举全国之力抗疫的效率，或是漂亮的GDP增长率，而是政府治理是否能及时预防疫情的产生。

位于芝加哥的克里斯特财富管理公司在2月26日的报告中指出，外资公司正准备尽快逃离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贸易关系和金融交易重新布局，剥夺中国的未来增长……(这个担忧) 可能会超出短期的经济减速范围，而进入政府结构、政治控制和重新设定增长模式的领域。”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悲观的预测不会成真，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供应断链向全球企业提出的疑问是：一个正向高度科技化迈进的经济实体，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来预防灾难性的冲击?因此长期来说，比起救急的优惠利商政策，言论与媒体自由带来的透明度，以及有独立法治把关的体制，可能对掌握供应链的竞争力更为重要。

关键词： 供应链